王尔山 | 由《登月第一人》想到的问题:谁要对你将看的内容负什么责?
最近想到这问题,是10月8日在CollectSpace.Com看到一篇影评,关于美国新片《登月第一人》(First Man,上图为影片剧照)。作者提到,本片根据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认可传记改编,但你将从这部电影看到的不是百分百准确再现,并且这结果也不完全源于影视技术跟不上导演再现历史的追求,而更像是,怎么说,导演还有其他考虑?
比如影片开场,导演因为“需要一个视觉参照”让观众对飞行速度有感性认识,就加上了流动的云朵,哪怕阿姆斯特朗的后辈同行、专业资历相近的顾问指出这在当时气象条件不可能出现,还是坚持己见。
但这一幕的其他细节倒是追求接近历史原貌,男主角在驾驶舱里写的飞行日志直接是从原件照录过来。
——当百分百的真实加入了不真实,哪怕只是一点点(导演估计就是这么看的),这对观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倒推一步:我们原本期待从这部电影看到什么?
上图是影片海报之一,原件精度达到8K,超出一般纸媒的印刷要求。
我还记得,差不多十年前,第一次看到一台高端家用相机,它能生成4K照片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体会到科技进步之迅猛(从家用级别可以想象专业级别肯定更高),没想到再过个两三年,4K视频也进入了家用相机的菜单。
但同期人眼并未发生同样幅度的改善。
当你将要看到的画面已经(或不久就要)超越人类肉眼的分辨极限(某网站转载的一篇文章提到8K精度已超过人眼分辨率若干倍),这是一种什么体验?
会不会更难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
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留意到这一点。
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秋节,“央视新闻”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拍月亮秘籍,我是从批评文章看到的。批评者认为,前文作者不加说明地将合成照片与真实照片放在一起举例,会对读者造成误导。
他担心有人可能会上当。
那些照片,包括合成照片,确实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
但批评者能辨别合成照片,靠的不是精通现代摄影技术,而是天文知识;他看照片会考虑月亮会不会出现在那个位置,继而呈现那个画面。
他是天文爱好者。
若你也喜欢天文,或像我一样也有兴趣看类似《古代天文学中的几何方法》的科普书,会不会同意,月亮位置问题也不难,即使学校里学的细节都忘了,真要上网查询重温也不难?
这种情况下,若有人选择看了就信,所有照片一概收录到大脑记忆的“真实照片”文件夹,谁能做什么、做得了什么?
我倾向认为那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不愿动脑调用过往知识。
毕竟,文章摆在面前,能否得到读者认同,单有作者希望读者相信还不够,还取决于读者自己的历练与批判精神。
话说回来,真有谁要为我们将看到的内容负什么责吗?
收到传记《她们开启了核时代:不该被遗忘的伊雷娜·居里与莉泽·迈特纳》就想到,即使没有这立场鲜明要为两位主人公打抱不平的副标题,读者也能从内容提要与正文看出来作者的意图:美国女作家威妮弗雷德·康克灵(Winifred Conkling)要为分属法国和德国的两位女科学家写的小传,因为“伊雷娜和迈特纳这两位常常被忽略的女科学家,尽管可能不如20世纪其他一流科学家那么家喻户晓,但她们的贡献却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没有伊雷娜·居里发现人工放射性,没有莉泽·迈特纳在理解裂变过程取得关键突破,那么,核时代——带来的核能源与核医疗,当然也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致命武器——将无从谈起”。
这也是全书最后一段。我知道,因为后来我成为本书译者,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你得知作者有这样的考虑,你怎么看?
会不会像我一样,猜测作者可能有意侧重展现有利于自己的论据,比如这两位女科学家如何受到同行歧视,从而支撑自己的观点?
同样倒推一步:当我们读传记时,我们期待看到什么?
是一份客观公正的研究报告,可直接采信形成我们对主人公的认识,又或是这“只不过”是另一个作者提出的观察,最终还要靠每一个读者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综合判断,看是否需要修订在自己目前的认知里对主人公的印象?
说到客观公正,最被广大读者寄予这期望的,估计不是传记,而是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
早在2002年采访美国《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与评论主编时,我就听说,在这里新闻报道与评论分属两个独立部门,前者要客观公正,不带“本报”看法,后者相反,要有“本报”立场。
一年后采访英国《卫报》主编,他说他更相信新闻报道没有十足的客观性,记者要做的是坚持只写自己看到的情况,不写不能求证的事,每天、每篇报道如此,让读者有机会通过这些报道做自己的判断,找出真相。
真相究竟是什么?
比如我在查资料时无意中遇见曹则贤研究员在2017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他说,“这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有多大的含金量呢,我告诉大家,居里夫人获得两次诺贝尔奖也没有资格当选,因为她学问不够 (法国科学院1962年有了第一位女院士)。”
《她们开启了核时代》作者认为,居里夫人在1910年竞选院士失败,主要是竞争对手将她描述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外国人,最终她以两票之差落选;院方随后组织了另一场投票,结果是禁止女性竞选日后空缺席位,迟至1979年才有第一位女性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
1962年入选那位,是通讯院士,还不是正式院士。
但这位通讯院士,玛格丽特·佩里(Marguerite Perey),恰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从19岁因为家贫而应聘出任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的私人助理开始,踏上相似的科研之路:在研究一种已知元素的过程中发现未知元素并以祖国法国的名字命名为钫,跟居里夫人发现元素钋并用祖国波兰之名命名一样。
居里夫人在简短自传(陈筱卿译本)花了一点篇幅写自己落选院士的经历:她不认同科学院关于若要申请成为院士就必须拜访所有院士为自己拉票的章程,认为应按申请人的业绩衡量而无需自己奔走,但因为当选院士能为她的实验室获得资助,她还是“硬着头皮”参选。
“我的这一举动又引起了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大家就科学院是否应该接纳女院士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老院士坚决反对接纳女性。最后,通过投票,我以数票之差落选。这之后,我就不再去申请了。因为最让我头疼、厌恶的就是要挨个求人帮忙,”她写道。
不错,我因为发现关于居里夫人落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原因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就想进一步了解,看真相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在意这一点?
因为进入互联网时代,加上社交媒体兴起,内容正变得无处不在:有报告估计,从2005年到2020年,数字宇宙(每年我们人类参与形成与复制流传的信息量)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在2020年达到人均每年5个T。
另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家庭每天可以收看的媒体内容,从1960年的5万分钟增长到2005年的90万分钟,增幅18倍,尽管美国人的一天依然只有60×24=1440分钟,跟其他地球人一样。
并且,这汹涌的内容看上去可能就跟真的一样,像电影《登月第一人》的开场,精度很高,且大部分细节确实忠实于历史记载。
谁要对我们将看到的内容负什么责?
当下做一个机智的读者有多难?
本文刊2018年11月20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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